陈嘉锐:回忆与吴清源金庸先生 国家队重聚很开心
2025年05月26日 新浪体育综合
陈嘉锐:回忆与吴清源金庸先生的故事 国家队重聚很开心
作者:董吉原
1987年赴日发展及在港经历
1987年那会儿,中国围棋和日本围棋的差距非常大。在国家队时,我们有个口号:要打败日本九段,不管是谁,赢一盘就了不起了。像陈祖德,他输给日本九段不知道多少次,但只要赢一盘,就会有庆功会。你可以想象当时中日的差距有多大。
我们这些年轻棋手,想和日本棋手下盘棋都不容易。基本上,那些老前辈们包揽了去日本比赛或日本代表团来中国比赛的机会,我们年轻棋手,真是下一盘棋都难。
所以,我去日本的最大目的,是希望能在日本棋坛得到更好的锻炼和发展,多和日本棋手下棋,提高自己的棋艺水平。其实,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渠道或人情关系去日本。当时我在香港刚拿了个世界业余冠军,正好有一批关西的业余棋手来香港旅游,顺便下棋。关西棋院的八段棋手仓桥正藏,担任他们旅游团的顾问。
他们来香港主要是为了与香港围棋协会的棋友进行交流。当时我也在香港,正好参与了这次活动。我与仓桥进行了一场公开比赛,结果我赢了。赛后,我们一起吃饭,席间我向仓桥表达了感谢,说:“您来香港还给我下了一盘棋,我在香港没有对手,能与您下上一盘,我感到非常高兴。”仓桥回应道:“如果你想下棋,可以来日本,我们随时欢迎。”我以为这只是随口一说,便回应道:“好啊,我当然希望能去。”
然而,交流团中有一位名叫兵頭俊一的业余棋手,他专门负责这次交流活动。他认为我去日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,并认真对待了这件事。结果,他让仓桥向关西棋院提出,表示希望我能去日本下棋。这让我感到意外,因为我原本以为那只是饭桌上的闲聊。
从那时起,事情就开始有了转机。那位名叫兵頭俊一的业余棋手,他所在的团体与职业棋手仓桥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仓桥在关西棋院颇具影响力,这得益于他的家族背景。他的兄弟桥本昌二和关山利夫都是棋界的重要人物,而他们的师傅则是关山利一,他是关西棋院的创始人。关山利一有三个孩子,大儿子关山利夫,还有两个女儿,一个嫁给了桥本昌二,另一个则嫁给了仓桥。这个家族在关西棋院也颇有势力。
后来,经过仓桥先生引导,我正式向关西棋院递交了申请加入意向书。接着就是定段的问题,关西棋院提出最多可以授予三段,因为吴清源老师当年去日本时也是给三段,我能跟吴老同等待遇已经是“天价”了。但当时我已经是中国七段棋手,很为难。我提出各退一步取其中五段,因82年中国棋院也是给我定了五段。但仍遭到关西棋院一些人的极力反对,最后几经周折,在吴清源老师的帮助下才定下五段。
我妻子是香港人,1983年我们结婚后她带我去了香港。查良镛先生安排我去那里工作,一边教他下棋,一边工作。查先生与国内棋界的交流颇多,他赞助了新体育杯比赛,也认识不少国内棋手,甚至请了陈祖德去他家里疗养。原本是让我陪同陈祖德去的,但后来不知为何换了其它人。查先生特意提到,之所以请我,是因为我是广东人,会说广东话。
至于在日本的挑战,语言文化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因为我们下棋的人,不需要说话,也不需要写字,只要把棋子往棋盘上摆就可以了。摆到最后,赢了就拿钱,输了就没了,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对我来说,赢棋才是最关键的,不需要什么关系、文化或语言。当然,和其他人交往时,这些就需要慢慢学了。但就下棋工作而言,那时候还不需要,一心想赢就可以了,没什么复杂的。
我跟金庸先生开始完全不认识,他喜欢围棋,和国内的一些棋手都很熟。我当时在国内下棋,所以他也知道我这个棋手,当然也知道我是广东人。
对我来说,去香港后就成了第一高手。在大陆我是七段,而在香港都是业余选手。因此,金庸先生让我教他下棋,我大概每周教他三次。后来,他安排我在报馆工作,担任体育记者。他知道我在国内从事体育工作,与其他运动员和广东队的人也很熟悉。所以,有比赛时,他让我与大陆那边打交道,这样比较方便。
当时我进去时,他给我的工资是3200港币。这3200港币包括我担任体育记者的工资,以及每周教他三次下棋的费用。当时这已经算很多了。后来,我代表香港拿了世界业余冠军,他给我加薪到3800港币。我离开香港时,明报给我的工资是3800港币。
当时国内的工资估计在80年代,也就几十块人民币吧?
与日本棋手三番棋比赛与购房缘由
对于我这个五段,一些人很不服,所以我一到日本,他们马上安排一个三番棋对决。
第一盘棋,我输给了横田茂昭五段。那一盘棋我下得挺辛苦的。下完棋后,我站都站不起来,腿都麻了。因为长时间跪在榻榻米上,腿麻得不行,一盘棋下来,加上读秒,要七八个小时,真是难受。那一回我输了,他们那些人很高兴,说肯定要给我一个3:0,来个下马威什么的。
第二轮我对阵汤川光久六段,幸亏我赢了,那一盘棋赢得还挺顺利的,他们就没话说了。第三盘他们特别紧张,我跟高原周二七段下成细棋。几个赞助老板老问那个裁判长宫本直毅,他说这局肯定没问题,要拿下来,团里还准备搞了个庆祝会。我还在那里扣官子,结果我赢了半目,总分我也赢了。后来他们连庆祝会都没有了。
这一上来,起码就是把这关过了。我输给五段,连赢了六段和七段两盘,结果是2:1把他们打败。他们也没话说,肯定了我有五段的实力。后来也有一定的对局费,但不高,我记得是下一盘有6万日元。
我三盘都赢了,不管输赢,总共拿了十几万日元。
我开始参加日本的正式比赛,比如棋圣名人本因坊的比赛。一开始我还连赢了10盘,这一下子他们都没话说了。这完全是靠实力。所以说,最后还是要靠实力,不能靠关系。这个就像吴清源当年,就要靠这个气下十番棋,要不人家都看不起他。你看不起我,我就跟你拼了,不要客气。连赢了十盘以后,还打进了碁圣战本赛,最后跟林海峰对上了。
这是我第一次跟林海峰老师对局,我最终输了。不过,我已经打出了自己的风格。
我是从1978年开始下棋的,一直持续到1989年。那一年,我预选决赛输给了坂田荣男,没进本因坊循环圈。但在91年,我经过努力,终于战胜了坂田,成功进入循环圈。
我在循环圈里先后战胜了加藤正夫、大竹英雄、林海峰和今村俊也。最后跟小林光一争夺挑战权,结果我输了。那一年是1991年,我大概36岁,已经升到了七段,连续击败了几位超一流棋手。
在这一系列的比赛中,我推出了“两间守角”的下法。这种下法是我在进入循环圈时,经过深入研究后下出的一招。当时,这一招让对手们措手不及,甚至在围棋报刊上被称为“陈流”,就像陈祖德的“中国流”一样。
我从1991年开始使用这种棋法,效果相当不错。由于对手往往摸不清我的路数,这给了我很大的机会。虽然那一年我输给了小林光一,没能拿到挑战权,但依然保留了循环赛的资格。第二年,我继续在循环赛中使用“陈流”,并赢了不少人,包括石田芳夫和大竹英雄,还有山城宏。
当时我住的地方是租的,房东突然提出要涨租金,而且一下子要涨20%,我觉得太离谱了,跟房东商量,最多只能接受10%的涨幅。最后房东妥协了,只涨了10%,但他心里很不满,过了一段时间就想把我赶出去。
我要是被赶出来,就没地方住了。其实我租这个房子是靠关系才租到的,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在日本租房很困难。日本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,担心我们住他们的房子会赖着不走,或者交不起房租。所以很多房东都不愿意租给中国人。
房东要我走,我不得不重新找房子。但找房子还得通过关系,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。其他棋手都没有这种困扰,就我有这个问题。而且我收入也不低,还要靠关西棋院才能租到房子,实在说不过去。最后我一咬牙,决定干脆买套房子算了。既然房东不愿意租给我,那我就自己买吧。虽然买房是个大决定,但也是无奈之举。
吴清源老师和师母在香港中文大学领取文学博士称号时合照,左1是陈嘉锐夫人
八十年代棋手赴日经历与中日围棋发展情况
当我要去日本的时候,金庸先生很乐意为我做担保人。他告诉我,国内很多棋手和官员都曾找过他,希望他为他们的哥哥或弟弟在日本留学时做担保人。事实上,他也确实帮助了这些人在美国留学时担保。
后来,金庸先生对我说:“你是我们《明报》的职员,你是去日本下棋。这比那些去留学的人,甚至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,要好得多。我当然愿意为你担保。我甚至为那些与我毫无关系的、去美国留学的人的哥哥弟弟都做了担保。为什么不能为你担保呢?你不仅是我的职员,而且去日本还有工作和下棋的机会,收入也不成问题。担保只是签证的一个手续,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。”他就是这样说的。
在80年代,具体来说,我是1987年进入关西棋院的。当时,中日韩之间的围棋水平差距很大,日本对中国可以说是碾压性的。后来,我们赢了他们几个九段,这几乎让那些棋手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。
你可以想象一下,现在你要换一个像柯洁这样的顶尖棋手,或者是谁,赢了日本人的比赛,都没人知道,可想而知,当时赢了日本是多么的英雄,多么的厉害啊。这说明了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差距太大了。在这么大的差距下,你把他们的超一流棋手打败了,那当然是成了英雄人物啊。现在柯洁赢的一百个人都比不上老聂那会儿赢的几个人,这可想而知。
我们这一代的棋手,受到文革的影响,从66年到72年棋都不能下了,那几年是我的黄金年代啊,12岁到18岁这段时间,你不能下棋,那对你以后影响多大?现在他们年轻棋手不存在这个问题啊,所以他们的水平要比较高啊,那也是正常的。
反正我们那一会儿在日本,有很多中国棋手,主要是中国台湾棋手,其实就是当时日本围棋水平最高,它的比赛制度最完善也很合理,所以我们就在那里下棋啊,就是要好好在那里拼搏一下。
在日本期间,我深切感受到国家荣誉的重要性。当时,一位日本老九段棋手南善已曾问我:“你一个人在日本拼搏,为什么看不到你的同胞来支持你?”这个问题让我一时语塞。
他继续说:“你看,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棋手在日本取得好成绩时,他们的家乡都会大力宣传。比如赵治勋被称为韩国的民族英雄,林海峰被中国台湾领导人亲自接见。而你,似乎孤军奋战,既没有人支持,也没有人宣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我无法直接回答他的疑问。当时中日经济差距巨大,能出国的人本就稀少,难免会招来一些羡慕和嫉妒恨。但这些话,我也不便对日本人明说。
我只是简单地回答他,主要是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太大了,他们也没有能力来帮助我,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或许等中国经济好起来,情况会有所改善吧。这就是当时的现实。
何时开始接触围棋?
我最初接触围棋是在广州市宝源中约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,那时学校开设了围棋班,由老师教授。我的父母完全不懂围棋。正是在小学的围棋班上,我受到了启蒙,开始学习围棋。后来,我曾在广州市小学生围棋比赛中获得第一名,并参加了全国比赛,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。广东棋队因此吸收了我。其实,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就进入了广东队,但六年级时恰逢文化大革命,队伍解散了。解散后,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书,进入了广州32中学,在那里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。
毕业后,学校分配我到广州市外贸局工作,担任通讯员,在那里工作了四个多月。后来,广东队再次招募我,于是在1972年底,我重新加入了广东队。1973年,国家集训队组建,我又进入了国家集训队,并最终成为国家队的一员。就这样,我在围棋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。
关于我的段位,1982年定段时是五段。经过两年的努力,我升到了七段。在去香港之前,我的段位是七段。
与吴老、查先生的交往及日本棋手生涯与老友相聚
先说说吴老吧,就是吴清源老师。1986年,他来香港接受中文大学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时,一些老板拿出纸墨,请吴老为他们题字。吴老欣然应允,写了不少字。后来,他也主动提出要为我写一幅字。我原本不敢奢望,但那些老板们坚持,吴老便也为我写下了几个字:“心诚求之,无福不临。”
吴老的意思是,只要心诚,幸福总会到来。他鼓励我专心下棋,不要分心,心诚则灵。那几个字“心诚求之,无福不临”寓意深刻,幸福总会光临,“临”就是到来的意思。吴老的境界与我不同,我也不便评论他的性格,毕竟他们的境界比我高。
我总是非常尊敬他们,他们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。我觉得他们很会看人。有时候,我介绍一些人给查先生和吴老,他们都不喜欢。我去吴老家时,也总有些业余的要我带着他们去,有时候我也很难拒绝,但都被吴老拒绝了。像吴老和查先生,他们能看出一个人的心,能看出这个人是否诚实、是否值得信赖,即使有些人说话再好听,他们也不会跟你来往。
现在日本做什么工作?
我现在在日本,依然是一名棋手,还在参加比赛。这次我请了一个月的假,跟关西棋院协商好这个月不安排比赛,下个月才开始。所以回到日本后,我还要继续比赛。
我们的制度跟国内有点不一样,比如退休和拿退休金。在日本,65岁就能拿到退休金,但你不退休也可以继续工作,退休金是政府给的,跟公司没有直接关系。所以,我从65岁就开始领取日本政府的退休金。
我之前还在关西棋院比赛下棋,拿对局费,现在跟以前一样,65岁前后没什么区别。我现在70岁,可以干到八九十岁也没问题。就像杉内雅男,他九十岁还在比赛呢。
对国家围棋队成立65周年活动感想?
坚行也跟我说了,这次他要搞65周年的活动,希望我一定要回来。他说,再不回来,可能就没机会了。因为成立50周年的时候,我正好比赛忙,没回来参加,所以他这次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回来。
我很期待着我们这些老棋手的聚会。所以我早就提前回来了。作为地元人,见到以前的老朋友,真的很高兴。我们聊起了以前的那些生活,那些无忧无虑的浪漫、把记忆都找回来了。很多东西都忘了,现在又记回来了。这对脑神经是一次很好的修复,展望未来,对脑回路也有很大的好处。
这几天我们过得很开心,只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聚了。这次能回来,当然要感谢容坚行和东湖棋院。但你们也知道,我和容坚行从小一起学棋,大概10岁左右,在围棋学校,他就是我的师兄,我们从小就在一起。所以,你要说怎么感谢,我和容坚行的关系根本不需要说这些。我内心是很感谢他的,但像我们这种兄弟之间的关系,你要说感谢挂在嘴边,那就太见外了。你要跟你的兄弟说“我很感谢你”,人家听起来都觉得你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。
在东京获得世界业余锦标赛冠军后,陈嘉锐夫妇与吴清源老师和师母合影
如果重走人生路~,还选择日本吗?
这个问题,也有很多人问过我,包括我的同学。那我该怎么回答呢?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:
第一个方面是人生的经历,我觉得是对的。比如说,你走过的路,你觉得人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应该是见识到这个世界,增长自己的阅历。我觉得我并没有走错。我去了日本,也到过香港,至少让我了解了日本人的内心和他们的文化。
第二个方面从财富积累上说。钱财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你从这些经历中获得了什么。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开阔了眼界,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所以,我觉得这些经历是非常宝贵的。
个人人生经历、财产状况及日本退休制度与下棋经历
人生嘛,总要有经历。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还算丰富:去过香港,在那里度过了30岁生日;后来又去了日本,经历了很多。从人生阅历的角度来看,我觉得自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
但从经济方面来说,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日本这几十年一直在走下坡路,而国内这几十年却蒸蒸日上,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我在日本下了三十多年的棋,最后却什么也没得到。反观国内,那些发展三十年的朋友们,个个家财万贯,退休金也比我高得多。
日本的退休制度
我现在在日本拿的退休金只有10万日元一个月,折合人民币才5000块。而我的师兄弟们在国内,退休金都是1万到2万多不等,是我的三四倍甚至五倍。再说房子,我90年代在日本买的房子,现在贬值得厉害,连200万都不值了。而国内那些拥有好几套房子的人,他们的财产比我多得多。
如果单从财产方面考虑,我肯定比不上留在国内的朋友们。但要说选择人生的道路还是选择财产,如果财产优先的话,我当初留在国内说不定也能家财万贯。但我选择了走出去,经历了这么多,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。
关于日本的退休制度,很多人问过我,我也解释得很清楚。其实,中国的退休制度是借鉴日本的。我刚进入关西棋院时,棋院就像一家公司,为我购买了社会保险。具体来说,他们从我的工资中每月扣除2万日元,同时棋院也支付2万日元,总共4万日元用于社保,也就是所谓的退休保险,在日本被称为厚生年金。
我从三十几岁开始缴纳,一直交到六十多岁。现在,我每月能领取10万日元的退休金。这种属于有单位的退休保险。另外,还有一种针对个体户的退休保险,叫做国民年金保险,相当于自由职业者的保险。这种保险的缴纳金额是固定的,与收入无关。在日本,如果缴纳满40年,每月可以领取68,500日元。如果缴纳时间不足40年,比如30年或20年,领取金额会按比例减少,即68,500日元除以40,再乘以实际缴纳年数。
另外,一般在公司买的厚生年金是包括配偶的保险的,但只有自由职业者的国民年金部分,比如我在棋院缴纳了30年的厚生年金保险,里面也包括给我老婆缴纳了30年的国民年金,因此68,500÷4×3。我妻子领取的退休金只有5万日元左右。
另外,关于配偶的保险,我妻子购买的是自由职业者的国民年金,而我则是通过公司缴纳的厚生年金。因此,我妻子领取的退休金比我少。
至于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下棋比赛。以前有教学生,现在已经没了。教小孩下棋并不赚钱,更多是一种普及活动。我没有徒弟。这与我妻子有关,她不愿意让别人的孩子住在我们家里。
教小孩下围棋,很多都是义务免费去教的。比如像夏令营那种活动,跟国内大不一样。但在日本,教老头下棋是赚钱的,比如在区里的棋会馆、棋会所,你去教棋,这些地方是赚钱的。
我在日本时,不少老板请过我教棋,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他们大多已经去世了。我当时三十几岁,他们六十岁左右,我现在70岁,他们如果不死就上百岁了。我教过一位会长老板下棋,直到他100岁。最近还有一位90多岁的,是医院的理事长那种级别,但他们下棋也只是追求一种乐趣。
以前在香港,我教查先生下棋。查先生也说我教他下棋,但香港所有人的说法是我陪查先生下棋,而不是教他下棋。比如他们会说:“你又来陪他下棋了,这个星期陪了多少回呀?”所以,在香港,大家都说我陪查先生下棋,而不是教他下棋。这个我也可以理解,毕竟人家是老板,他付钱,我跟他下棋。在日本也一样。
虽然名义上是教他们下棋,但实际上,他们并不要提高棋艺水平,只是随便玩玩,也不怎么动脑筋。说得直白点,这其实和陪他们下棋没什么两样。不过,我们对此也无所谓,就当作是陪他们下棋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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